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📋 赛事摘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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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比赛分析】

6月15日,北京交通台103.9在张楠的主持下,邀请笔者和张路老师做了一期节目。

苏超的这两个数字,让河南(本轮主场对成都蓉城17455人)、青岛西海岸(本轮对云南玉昆15679人)和武汉三镇(本轮主场对青岛海牛8441人)三家中超球队汗颜。

所以,苏超着眼点,并不是赛事本身创造的经济利益,更看重体育赛事补贴投入,带来的精神文明建设;以及人流带来的商业利益,更类似于地方政府投入办个音乐节,带动城市周边的文旅活动。

王钰栋如果真的是下一代武磊,哪怕去德乙试炼一下,和荷兰挪威的那些国家队都进不去的边锋比比也行,他比当年去沙尔克的蒿俊闵强么?

厦门的马拉松、广东的龙舟……除了体育产业发达的美国,世界上的大多数体育赛事,都有政府的背后扶持和托底。

三政府牵头的坚持和警惕异化

而不只是花国家的钱,养一批精英体育运动员去国际赛场上比拼,只创造精神价值。

回归一下本文的开篇,国家队惨败和中超联赛入场观众依旧爆满,恰恰说明现在的中国球迷,已经能够分开什么是国家队,什么是联赛,以及自己为什么要支持联赛。

毕竟一个GDP达到了德国40-60%,人口超过英格兰1/3的中国省份,是完全可能支撑一个德丙或者英乙类型的联赛。

8500万人的江苏和8400万人的德国人口基数基本持平。

他在讨论中直言不讳地说了一个迄今为止,我听到过的从业人员中最悲观、也最实事求是地表述——

为什么江苏能够形成这样的足球城市氛围圈呢?

中超的俱乐部需要考虑投入产出比,追求收支平衡乃至盈利。而苏超的俱乐部的主要工作是派球队参加比赛,而不参与赛事的经营。

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能否在未来成长为一个区域性的、从草根业余足球、进化为低级省级职业赛事的试点,起到1978年深圳式的改革效果,还需要球迷的支持和从业者们有耐心地努力奋斗。

但是,必须认识到苏超和中超虽然同是足球联赛,却还有着完全不同的办赛内核。

与此同时,苏超第四轮,淮安主场1比1战平南京,现场观众超越了2.6万人;昨天的徐州主场对镇江,球场更是涌进了30823名观众,创本赛季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观众上座率新高。

在陆域面积上,江苏为 10.72 万平方公里,而德国为 35.8 万平方公里,江苏是德国的1/3。

整个中超的平均入场观众,达到了29615人,依旧冠绝亚洲。

所以在运营过程中,出现了头重脚轻的问题。

大连英德1对0梅州客家,梭鱼湾竟然涌进59033名观众,创中超历史第6。

坚持就是胜利。

江苏的设区市是13个,德国有16个州,其中德甲球队中单一城市人数最高的是汉堡,将近170万人口,也少于江苏有最大市区人口数的盐城(227万)。

令人很欣慰的一点是,中超已经完全摆脱了国家队的影响,中国球迷已经被“虐”成熟了。

浙江2比2战平上海海港,也有破纪录的33955名观众的功劳。

要是按照购买力平价(PPP)计算,江苏的GDP大概是3.8万亿美元,而德国为5.7万亿美元,双方差距缩小到江苏是德国的66%。

因此,苏超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观众人数,除了各个城市投入性地打造设定、媒体助攻外,还有很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进行支撑。

明年苏州签个C罗,我南京就要挖个梅西。要不然徐州租赁姆巴佩、南通就要去弄威尼修斯,那就违背了苏超的起点和初衷。

也就是说直接跳过了2030年世界杯,2034年世界杯,到2038年中国足球才能在忽略其他亚洲国家进步的情况下,恢复到2002年那支国家队的水平。

但依旧要为苏超鼓掌叫好,因为草根足球的初期普及,需要政府部门引领;如果苏超不吸引人,观众周末在家里掼蛋也不会愿意去球场晒太阳。

当然,予人玫瑰手有余香。

至于未来苏超未来会不会职业化,这个要看市场的发展进化而定。

联赛虽然有为国选材的功能,但其主要目的是满足大众对文化生活、娱乐休闲、自我价值、情感共鸣等精神体验需求。最终让职业体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,为国民经济创造价值。

中国足球的职业化,和欧洲老牌国家相比,最大的一个不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,和循序渐进发展百年的欧洲强国相比,缺乏地方探索的基础。

用世界上的职业联赛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德甲,来和大江苏来做一个数字对比。

中超是由中国足协这样一个全国性、非营利性、体育类社团法人主办的、全国性职业体育赛事;苏超实际上是政府主导、体育搭台的——一个文旅项目。

当然,国家队只是我们话题的一部分,更重要的是产出国家队人员组成主体的联赛。

苏超的主办方不是各个地方足协,其主办主体是江苏省体育局与各设区市政府,承办主体则是各设区市体育局、省足协和省体育产业集团。

这比起中国男足18强赛被淘汰后,不断有人指责主教练伊万毁了中国足球、或者大张旗鼓地又声称发现了王钰栋之类的中国足球希望,要现实得多。

中国足球只是缺一个世界级的主教练么?在中国,卡马乔变成了混子、里皮都被在场边气吐了。

没有北京市长期的体育发展资金扶持,中网发展不到今天的效果;没有上海市持续地支持,F1也很难取得今天的地位。

虽然苏超球员的业余属性,俱乐部的非经营性质,赛事的大量政府资源倾斜,都说明了其是政府行为,而不是职业联赛。

答案是肯定的,至少说明经过媒体的“拱火级”宣传,江苏人确实在心里种了草,去网红地打卡了。

74岁的张路老师精神矍铄,早晨刚刚说完世界俱乐部杯,下午就和我们一起坐在了北京交通台的播音室里。

聊的由头,是话题爆棚、被球迷戏称为苏超的——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。

只有认识到这一点,才能看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(苏超)的性质。

去之前,我拿到了10个问题的提纲,查资料准备了1万字,而最后实际上现场说的,不到其中的1/3。

世界上大多数的体育赛事,其实都需要政府协助投入资源。

千万不要出现热爱足球的市长、体育局长在苏超输了兄弟城市0比8后,感觉颜面尽失,遂将成绩看得更为重要,进而导致球队之间开始攀比。

政府支持力度的大小,往往决定者一个赛事的盈利或者亏损,乃至是否可以延续。否则光球场的场租、安保、消防等各种费用,就能压得赛事主办方喘不过气来。

如果暂时不提球票的贵贱,只论人场,苏超的部分场次竟然超过了中超的观众入场数,这令人吃惊么?

但是这个进展,需要水到渠成,而不能拔苗助长。

相比之下,虽然中超的比赛,也需要当地主管体育的副市长出面开现场办公会。但这和政府部门,自己下文件如臂使指地主办是两回事。

“中国足球处于历史最低谷,要想达到米卢2002年的国家队水平,我们至少要到2038年。”

苏超比赛的门票按照市场核算,根本无法抹平场租、安保等费用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北京国安主场主场2比1战胜长春亚泰,工体一如既往地稳定,46269名观众为张稀哲的400场出场传奇而欢呼。

以苏超的门票销售就可看出其赛事本身的产出能力。

二职业赛事和文旅活动

不论中国国家男足踢得多烂,并不妨碍他们在家乡城市球队的身上,寻求自己的寄托与归属感。

在华东腹地,从苏南的苏州到苏北的连云港,高铁只需要大约3小时;而德甲东部的柏林联球迷要去看本队对阵多特蒙德,坐ICE高铁的话,需要3小时40分到4小时30分。开车走A10或A2高速,也差不多要4-5个小时。

就在我们这期节目之前的一天,中超联赛和苏超同时开打,并在微博的热搜上“掰头”了一把。

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,使得一日观赛圈成为可能。甚至在有需求后,铁路部门会为异地观赛球迷,加开当日归程火车。德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操作模式。

要不奥运会也不会要求主办国的政府提供承诺和保证书了。

当然,任何文旅活动,都有个成本核算的过程,需要考虑投入产出比,参与其中的设区城市皆需要有限度地量力而行,要警惕热度炒上来后,各俱乐部恒大化。

作为中国排名仅次于广东的GDP大省,江苏的GDP是13.7万亿人民币,约1.9万亿美元,德国2024年的GDP大概是4.66万亿美元,江苏是德国的40%。

苏超的庞大观众群体和热搜关注度,印证了群众需要这样的休闲文化活动。

在我国,公有制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。体育场等公共体育资源大多数是国有,所以国家或者地方的支持,对于任何体育赛事来说,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。

讨论的内容是:《苏超能否成为中国足球重燃希望的星星之火》。

大多数城市的球场,本身就是当地体育局管理,只需要政府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协调资源举办赛事。

苏超草根属性,填补了高端的、职业化的中超空白,给予了基础球迷更切合实际的代入感。

一 江苏和德国的人口GDP

海登海姆作为巴登 - 符腾堡州首府,其实际到场球迷,是来自整个州,而不止是局限于只有49000人口的市区。

这和59000人入场的大连英德队比赛门票60-300元相比,有着不小的差距。

(周超)

【球队数据】

如果要说今夏巴萨引援最大惊喜是谁?毫无疑问,当属低价捡漏从德甲特蒙德引进的德国国脚边锋阿德耶米。

当然,巴萨这笔引援神操作,也顺带成就了阿德耶米的国家队回归之路。凭借在巴萨的持续高光表现,阿德耶米已经成功打动德国队新任教练克洛普,时隔一年重返德国国家队大名单。

技术层面,阿德耶米完美补齐巴萨左路短板。他拥有顶级的直线加速能力和边路冲击力,持球推进时还可以凭借极致的爆发力撕裂对手防线。此外,他战术适配性极强,可以快速吃透教练弗里克的战术体系,无论是内切攻门,还是边路精准传中,他都能制造致命威胁,可谓大大丰富了巴萨的前场进攻体系。

巴萨的这笔转会交易堪称经典捡漏。阿德耶米在德转市场上的身价原本高达4000万欧元,多特蒙德当初引进他都花了整整3000万欧元。多特现在之所以愿意低价放行,主要原因是因为球员进入合同年,再不卖可能就要人财两空,所以,巴萨可谓精准抓住了这个契机,以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成本完成了这笔引援交易,真可谓是捡漏签下了这位德国超级妖锋。

登陆诺坎普之后,阿德耶米即插即用,很快就展现出了他顶级的即战力,迅速坐稳巴萨轮换核心。截至目前,他为巴萨总计出场8次,虽然仅仅有3次获得首发,但却已经为巴萨贡献了3球2助攻,直接参与了球队5粒进球,进攻效率可见一斑。特别是在巴萨7-2大胜桑坦德竞技的焦点战中,他更是状态爆棚,2次制造点球,3次创造得分良机,1次助攻,7次过人6次成功,展现了他全方位的边路统治力。

刚刚过去的夏窗,红蓝军团重塑左路阵容,在放弃买断拉什福德、敲定戈登之后,球队以2200万欧元的低价,从多特蒙德签下了年仅24岁的德国青年才俊阿德耶米。这笔看似平平常常的引援交易,如今因为阿德耶米持续炸裂的表现,凸显了巴萨高层过人的引援眼光,俨然已经成了今年欧洲夏窗性价比最高的一笔引援操作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赛场之外,阿德耶米也人品出众。出身普通移民家庭的他深知奋斗不易,成名后深耕尼日利亚公益事业,牵头援建医院,创办青训俱乐部,帮扶当地弱势群体,尽显责任与担当。巴萨能低价签下这样一位球技高超、人品出众的球星,真是俱乐部之幸。

【历史交锋】

谢丽丽最早是练柔道的,后来转项到拳击,按她自己的话说:“我是真的很喜欢拳击”。

除了个别金字塔尖的选手外,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谋生路,可选的路并不算宽。在社会上开拳馆、带课教拳是主流,还有人去当保镖,去卖力气。早年还曾有过退役拳手打黑拳的报道,即参与地下拳赛,赚取出场费,但这类比赛通常与赌博挂钩,属于违法范畴。

谢丽丽是黑龙江人,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,成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长。但即便这样,因为户口问题,她的基本成绩津贴只有每月2千元,远低于有北京户口的队员。

退役时,谢丽丽又遇到了麻烦,她被告知,没有户口,就拿不到退役费。这笔预计十几万的费用,本是运动员用运动生涯换取的,但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钱,谢丽丽不得不找到媒体寻求帮助。

谢丽丽回忆:“基本只是防守,就是让客人打……”谢丽丽记得,那一晚靠“挨打”挣了300块钱,但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。面对客人的询问,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国家队经历,“如果说自己以前是国家队的,可能客人更多,但我说不出口……”

据谢丽丽回忆,当初交流来北京队,得到过落实户口的承诺,却被一拖再拖。“队里说拿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,身份也能转为正式,我拿了三次全国冠军,每次找队里,都拖着不办,说下次比赛拿了成绩再办。”

刚退役的那段日子,谢丽丽和几个队友一起借钱筹钱,在北京常营开了个拳击教室,但入不敷出,不足以维持生计。“我借了3万块,馆里的柜子都是别人送的,别人不要,我抬过来的。”

“练拳这么多年,每天都很苦。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,一年四季不间断,跑完是空击、打沙包等练习,还有训练和实战,一天下来要打出上万拳。”

比如在山东烟台的“闹海拳击狂欢季”职业组比赛中,谢丽丽出战女子超轻量级,并取得了胜利。自从出战商业赛以来,谢丽丽保持着全胜纪录。尽管多年没有专业训练,但从出拳、打手靶的动作看,谢丽丽依然是又快又狠,国家队级别拳手的底子仍在。

这类商业赛事,既有职业组,也有白领组,职业组邀请高手参赛,而白领族则由普通人参加。这种全民参与拳击的模式,目的是打造“体育+文旅”的商业创新,说白了有点类似今年火爆异常的“苏超”足球赛。

今年6月,36岁的谢丽丽复出再战拳台,开始参加一些“职业赛事”,更准确的说是商业赛。

再后来,谢丽丽又开起了拳馆,起名叫“楠拳社”,这名字和她打拳时的外号“楠哥”相呼应。

谢丽丽披露,当时北京队的运动员有正式队员、聘用队员的差别,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待遇差别也很大。

不过,残酷现实又一次横亘在谢丽丽面前,疫情之下,重资产的创业项目几乎全部遭到重创,场地、人员的经费重压,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。

像谢丽丽这样专业出身的高水平选手,在这类比赛中会很受青睐,她们的专业背景与身份,是赛事打造自己品牌效应时所需要的金招牌。

凭着天赋和苦练,谢丽丽一路打到了顶尖水平。2012年和2014年,谢丽丽代表中国拳击队参加了世锦赛和亚锦赛,个人最好成绩是亚锦赛亚军,另外,她在生涯中还曾三次夺得全国冠军。

有朋友介绍她到酒吧表演,两个拳手在台上打给客人看,台下客人看得兴起,付费上台和拳手“过招”。

当时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队、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运动员,一起维权,讨要退役安置费,也揭开了当时“北漂”运动员的痛点。

“毕竟我们付出这么久,最后连最起码的一个安慰都没有。青春和身体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,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,有很多我们这样的运动员,但真正站出来维权的没有几个。很多不是北京的,走了以后回到老家,找个工作打工,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。”

当时和谢丽丽一起的,还有几个和她情况类似的北京队外地户籍队员,有游泳队的、有跳水队的,还有赛艇队的。

当时的市场机会看起来不错,拳击与健身之间产生了关联,练拳不为达到多少水平,只是为了挥洒汗水、释放情绪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,将拳击视为一种很酷的锻炼方式。

他们披露的情况各不相同,有人因为年龄被改了,与原籍信息对不上,户口既落不到北京、也回不了原籍,几乎成了黑户;有人因为当初的工作协议被运动队“弄丢了”,想仲裁也无证据;有人被运动队注册了北京某中学的学籍,成了中学生,代表该中学比赛拿成绩,从而影响了后来的户口派遣机会;还有人本想继续效力,但领队代他写了退役申请,然后就停发了工资……

2015年9月,谢丽丽退役,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,不过,那时她的角色不再是冠军,而变成了“维权者”。

为了生计,谢丽丽曾有过不少尝试,她自己最想忘掉、却又难以忘记的经历,是到酒吧“挨打”。

尽管有人诟病这类比赛脱离了体育竞技范畴,更像是文旅项目,但必须承认,这样的模式,在带动普通人关注体育、参与体育的同时,带起了热度,搭起了舞台,也确实也会让更多体育人得到机会、从中受益。(二头)

【球员介绍】

中青赛北京赛区U10组踢假球的新闻,日前闹得沸沸扬扬,也挖出了中国足坛青训体系中依然存在的某些弊端,看似只是基层的“小事”,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,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苗子,实在令人担心。

这种对孩子心理与人格的基本尊重,它不保证每个孩子都成球星,但至少让更多孩子愿意在体系里待得更久——而“待得久”,恰恰是晚熟球员的生存前提。

“在日本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是极少数,绝大多数孩子将来都会进入社会,从事和足球无关的工作,但他们会说:还好当初学了足球,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,在社会上真的有用。足球是团队运动,要和队友一起合作,这都需要思考和沟通能力,判断力、执行力、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以通过踢球来培养,这些正是步入社会后必备的能力。”

归根结底,踢球的孩子,不该只是绿茵场上的棋子,只会走教练划的棋路。对于青训来说,踢赢比赛和踢球育人,孰轻孰重,孰因孰果,确实值得思考。日本青训被外界反复研究,但真正让体系运转的,恐怕不是某一条“训练方法”,而是一整套对“人”的理解:

“在日本人心中,往往有一种传统心理,不愿承担责任、害怕冒险的心理,待在集体里会觉得安心,因为责任似乎被分散了。但对于足球来说,在这种心理之外,也要寻求个人自我表达的平衡,才能不断成长。鼓励选手们不必过分拘谨,表现自己,让他们更勇敢的去尝试和挑战。”

“请不要轻易断定孩子有没有天赋,要多关注孩子是否拥有对足球的热情。有很多暂时无法提升自己的孩子,比周围人逊色,踢不上比赛,被教练批评,也有很多孩子为了成为身边优秀者那样的球员而努力,为了追求更高目标而愿意改变自己。”

“相反,很多在12岁到15岁踢得不够好、心怀不甘的孩子,是因为身体发育跟不上,没法自如发挥,他们中有些人会在16岁、17岁迎来爆发式成长,这种18岁前经历过很多挫折的孩子,到了20岁反而一下子突飞猛进。”

这里的关键并不是“日本就没有人情社会”,井上也承认日本社会有复杂的人际结构与上下关系;关键在于——青训岗位把“足球判断权”牢牢握在专业人员手里,并形成组织层面的保护机制。

井上说:“我认为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,是自我表现的重要方式,也意味着去承担个人责任。”

学校教育和足球教育,是相通且互补的,在家庭、学校、社会里学到的东西,与踢球学到的东西,同时支撑起一个孩子的未来发展。

不急功近利,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培养,讲究耐心,通过体系的设立与帮助,反复给孩子机会,让他们中的佼佼者哪怕冒尖的晚一点,也能有机会出头……井上认为,这是日本足球青训强大、人才源源不断的根源。

“当我指导一个15岁的球员时,那是一场正式比赛,半场休息通常由教练回顾上半场,发现问题,然后针对下半场讲需要改善的地方。当我试图去讲话时,那个小球员已经拿着战术板,面对队友在讲了:如何组织、如何解决问题、下半场我们该怎么做……”

“日本社会确实存在上下关系,但是否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铁律在流传?其实正在发生变化。”

“能成为职业球员的人是有限的,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,只有极少数选手能走上职业道路。什么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否走职业之路?大多球员是在18岁,在日本来说,是21岁到22岁左右才能确定下来,绝对不会在12岁、15岁就盖棺定论。”

井上回忆,比输赢更让他欣慰的,是看到孩子跳出教练的指挥,开始作为独立个体去思考、去成长。

“我在日本青训一线工作了20年,几乎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如果教练向这种东西低头,那他就不配做教练。”

“足球课目的就是让男孩女孩一起开心踢球,所以足球课并不能提升孩子的球技,日本孩子想踢得更好,就会加入足球俱乐部,去足球培训班学习,这是日本学校足球教育的现状。”

井上孝浩,日本青训从业者,福冈黄蜂俱乐部青训总监,曾培养过富安健洋等优秀球员。关于青训,井上很乐意谈一谈他的认知与心得,从他的视频分享中,我们既感慨日本青训在一些细节上的认真,而更警醒和痛心的其实是某些大环境上的差别,即足球所植根的“社会文化土壤”的不同。

日本社会传统文化中,某些被视为桎梏的因素,比如过于严苛的等级尊卑意识、集体化从众心理等,是否会对足球圈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?井上认为,文化及思维层面的影响是难免的,但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变。

“对孩子来说,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自我承担责任的范围,让孩子自己做决定,自己承担责任,也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,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努力,并承担责任。父母、教练这些别人做的决定,责任就不会落在孩子身上,但是要孩子珍惜自己做决定的过程,决定目标,制定计划,当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时,他们要掌握所需的东西,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井上的这番分析,也许可以解释中日两国青少年球员的某种对比反差。前国脚杨旭就说,中国孩子的特点是听话,场上怎么踢,一切听教练的,但日本小球员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。

井上提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:几乎所有日本青训参与者,都重视孩子的在校学习,甚至优先级放在踢球之前。他们认为,在这个年龄段培养出优秀的综合学习能力,将决定孩子未来能走多远。

日本足球的体教结合,在基础与提高这两个环节分得很清楚。学校里也有足球课,但那是为了培养兴趣,而真想继续踢好球,要靠个人去俱乐部、社会机构“练级”。

“如果教练在挑选首发、决定派谁上时,脑子里想的是家长的脸色,那就太糟糕了。教练必须只看孩子的表现,做出公正评价,思考如何让孩子成长,基于这一点来确定首发,我认为确保不受家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在中国的各级球队中,时常有这样的传闻:为让孩子踢主力,要搞好和教练的关系,甚至家长还要“上供”,对此人们似乎已见怪不怪。当这个问题被提给井上时,他却觉得是个新鲜事。

“对于教练来说,两件事不能做。第一,不否定孩子的人格,不否定孩子作为个体的存在,教练说出怎样的话、给予怎样的指导,这很重要。比如说‘输球就是因为你’、‘有你在球队气氛都变差了’这类话,孩子听了一定不想继续在这里踢球了。第二,不与其他球员做比较,唯一比较的是和过去的自己比,这能提升孩子想变好的动力。”

“你如果问日本教练,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:上学更重要。只有保证自己的在校学习时间,在个人生活上也能稳定下来,才能把精力投入到足球中,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。在日本如果学习成绩不好,甚至连踢球资格都可能被剥夺。”

“我们作为教练,必须去看清每一位球员的成长高峰什么时候会来,12岁时就决定一切是完全不可取的。反倒是很多小时候被看好,觉得‘这孩子一定能成为职业球员’的人,最后反而没成。”

“和前辈接触时当然要保持礼貌,使用敬语认真打招呼,怀着敬仰去尊重,但前辈借此去支配、命令后辈做事的这一状况,已经逐渐改变了。前辈会通过实际行动来示范,比如准备器材和整理场地,让后辈观察和学习,即使是前辈也会为球队整理行李。”

“在日本,不觉得礼仪教育是什么‘高等教育’,因为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,比如打招呼、对队友的感恩、对父母的感恩,这些都是平时在场下培养的,再比如球队器材,捡球、搬球门、摆放标志桶……孩子们都会比教练更早来球场,自己动手。”

“在日本的教育体系里,首先是学校,然后才是足球。你看过在欧洲活跃的日本球员采访吗?他们几乎不需要翻译,直接用英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回答采访,正是这些学习能力很强的球员,如今在欧洲大放异彩,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球员的标准素养了。”

“在日本学校里教足球课的老师,是班级的班主任,并不是足球教练。日本学校确实有足球课,但只占全部体育课的10%左右,剩下的内容都是单杠、体操、跳箱、垫上运动、躲避球之类。”

一个社会、社群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是极为强大的,有时候,要想做出改变,需要努力去挣脱这种惯性。井上认为,至少在足球青训层面,日本足坛一直在努力摆脱这种社会心理惯性,鼓励孩子去独立思考。

如何让教练只对足球负责、让孩子对自己负责、让家长对环境负责;以及更重要的——把成才时间表往后移,把“能否赢下眼前这场球”、“能否踢成职业”这个执念,从青少年身上拿掉。

“如果有家长试图对孩子的比赛施加压力,作为管理者,我会严肃提醒他们。为教练创造干净的环境,让他们能安心指导孩子,我认为这样的环境很重要。”

杨旭说:“主动思考能力在中国孩子来说非常差,在日本小朋友中相对就很好,而且会把它带到球场上,更多通过自己的判断阅读比赛,而不是教练指挥。教练只是给小朋友一个范围,内容自己填写,而中国教练更多告诉你,就应该这么踢,必须这么踢。”

在井上的理念中,树人是第一位的,而孩子在低龄阶段的成绩,其实并不那么重要。

“对孩子们来说,这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习惯,场地脏了就打扫干净,训练比赛结束把一切整理好再离开。在学校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到了足球场孩子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这样做。”

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近年来,中国足球圈一直有呼声,希望踏实下来学习日本青训,但从这次10岁孩子打假球的事件看,不先割除中国足坛某些社会文化、思维习惯上的疾瘤,那么哪怕是再好的模板搬过来,恐怕也会在这个大环境下变味走形。

“日本青训能做到稳定的培养人才,绝不早早扼杀孩子的才能。直到大学、直到22岁,都能持续接受青训,这种环境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存在,也是日本稳定人才培养体系的强项。”

“当我看到这一幕,我很开心,教练员的作用是什么?通过教导帮助孩子掌握技能,但毕竟球员自己的成长才是关键,亲眼见证这样的时刻,球员自主思考并去努力执行时,他就成长了很多。”

最关键的,是所有青训都要面对的那个问题:我们的青训培养的究竟什么?是尽快赢下青少年比赛的技能,还是让孩子在更长时间维度变得更强、更成熟、更能承担责任——无论他最终能不能成为职业球员。(二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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